平郡王’爵，加封为‘青海国王’，令其谨守藩篱，勿再生事。”
“再有，”李治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竟坐直了身体，“今西陲大定，四夷畏服，此乃上天眷顾，祖宗庇佑。朕欲于今岁冬至，祭天于南郊，并告成功于太庙。同时，诏令西域已附及未附诸国，令其遣使入朝，共襄盛举。朕要在这长安城，接受万国使节朝贺，让我大唐‘天可汗’之威名，昭示天下！”
“陛下圣明！” 群臣山呼。李治这个决定，无疑是要将这场军事胜利的政治效应最大化，通过一场盛大的典礼，向全天下展示大唐无可匹敌的国威，巩固他“天可汗”的至高地位。这既是对外宣示，也是对内的凝聚。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帝国机器为这场空前的大捷高效运转起来。一道道诏书从长安发出，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宣告胜利，减免赋税，大赦天下（谋反等十恶不赦除外）。朝廷派出庞大的劳军使团，携带巨量金帛、美酒、锦缎，前往安西犒赏将士。阵亡者的抚恤、立功者的封赏，也在紧锣密鼓地议定。
而在长安，更大的变化是气氛。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自豪、昂扬的帝国气象，弥漫在街头巷尾。酒肆茶楼，人们谈论的不再仅仅是家长里短、诗词歌赋，更多的是“李大总管一炮轰塌逻些城墙”、“神策军铁甲阵大破吐蕃铁骑”这样的传奇故事，尽管其中多有夸张附会。胡商们走在街上，腰杆挺得更直，因为他们是“天可汗”庇护下的臣民或客商。就连平素严肃的朝官们，下朝路上相遇，也多了几分意气风发的谈资。
更大的震撼，来自西域。李瑾在冈仁波齐刻石的消息，连同唐军大破吐蕃、迫降赞普、慑服吐谷浑的详细战报，被有意地通过商旅、信使、甚至归附的吐蕃贵族，迅速传遍了西域诸国，传向了更远的河中、波斯乃至大食的边缘。
疏勒、于阗、龟兹、焉耆这安西四镇，最先做出反应。他们的国王或都督，亲自或派遣世子、首席大臣，携带重礼和更为恭顺的国书，前往逻些朝见李瑾，重申忠诚，并恳请大唐皇帝新的册封和赏赐。紧接着，拔汗那、石国、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等昭武九姓诸国，甚至更西的波斯萨珊王朝流亡势力、部分大食边缘总督的使者，也纷纷沿着重新畅通、并且空前安全的丝绸之路，涌向逻些，继而转道前往长安。
这些使者带来的不仅是奇珍异宝、狮子骏马，更是一种姿态——对大唐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承认与敬畏。“天可汗”这个曾经因太宗天威而获得，但在高宗初期因内政外交困扰而略显黯淡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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