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旧学派诸人则愤然反击：“尔等只见刀圭之效，不见礼崩之危！重利轻义，乃衰世之兆！”“技艺可求精，然岂可毁伤遗体，悖逆人伦？此与禽兽何异！”“天文地理，自有天道，妄加窥测，必干天和！”
曲水之畔，风雅尽去。双方从具体知识之辩，迅速上升到“义利之辨”、“道器之辨”、“理气之辨”、“古今之辨”的根本层面。旧学派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将内心的道德修养、社会的伦理秩序奉为至高无上的“本”，而一切外在的、实用的知识与技术，若非直接服务于这个“本”，便是可疑的、甚至有害的“末”。新学派则秉持一种萌芽中的实用理性精神，认为探究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同样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不可或缺的途径，对经典的阐释，亦不应抵触确凿的事实与严密的推理。
场面激烈，声浪渐高。李瑾冷眼观察，见在座许多年高德劭、学风正统的耆宿，虽未必全然赞同孔颖的激烈，但眉宇间对新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而年轻一辈中，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近乎凝滞之际，一位始终静坐旁观、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虽已致仕，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
“诸君之论，老夫听之良久。” 杨炯抚须，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孔颖之忧，在于道统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实利之兴。二者看似冰炭，然则，岂无相济相成之道？”
他转向孔颖：“仲达，你重义守道，此士人风骨，无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讳言‘利’，所利者，天下万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学，果能厚生利民、强固国本，此非‘义’之彰显、‘道’之践行乎？”
他又看向李瑾：“三郎倡新学，志在富国惠民，其心可嘉。然则，治国平天下，终以人心为本，以教化为先。若士子皆溺于奇巧，德性不修，经史不读，则智巧愈精，或为祸愈烈。昔日公输般之巧，为墨子所屈，所恃者非技，乃兼爱非攻之大道。故，新学可兴，实利可求，然道统之本不可移，人心之教不可废。当使治新学者，亦通经义，明礼义廉耻；使习旧学者，亦知实务，不尚空谈虚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道器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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