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投资杨大椿的窑场，海商投资造船、制糖、采矿，就是典型。他们提供资金、原料、销售渠道（甚至海外市场），工场主（或工匠团体）提供技术、管理和劳动力，利润分成。这是一种松散的“合伙制”或“预付包买制”的延伸。
更引人注目的是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柜坊”从最初的贵重物品保管、汇兑，逐渐发展出存贷款业务。广州富商蒲同文的“同文柜坊”，不仅吸收番商、海商的巨额存款，还向中小商人、手工业主发放贷款，收取利息。他甚至开始尝试发行一种以金银储备为抵押的“金票”、“银票”，在一定商圈内作为大额支付凭证流通，减少了金银搬运的麻烦和风险。虽然这还远非现代银行和纸币，但信用货币的雏形和银行信用的萌芽已现。
“质库”（当铺）和民间借贷网络更加发达。在长安西市、洛阳南市，出现了专门从事“飞钱”（汇票）承兑、买卖的铺席，形成了初步的“汇兑市场”。一些大胆的商人甚至开始进行“海上保险”的雏形——数家商号联合，对某次远航的货物和船舶进行“保赔”，收取保费，若船货安全抵达，则赚取保费；若遇海难，则按约定比例赔偿。这虽然原始且风险极高，但反映了资本试图规避风险、扩大利润的冲动。
四、市与城：商业网络与城市革命
商品经济的活跃，重塑了帝国的市场网络。传统的“坊市制度”在扬州、广州、泉州等贸易中心城市早已瓦解，店铺临街开设，夜市通宵达旦。在长安、洛阳，虽然皇城、宫城附近的坊市管理仍较严格，但东西两市的规模空前扩大，周边坊里商业气息浓厚，宵禁时间也屡有突破。一种更自由的“街市”形态成为主流。
定期举行的“草市”、“墟市”在广大乡村地区如雨后春笋，连接着最基层的生产与消费。区域性的中心市场，如荆州的米市、益州的锦市、扬州的盐茶市、广州的香药市，规模庞大，交易额惊人。而连接这些市场的，是密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大运河是南北动脉，长江及其支流是东西干线，沿海航线串联起各大港口。新兴的“镖局”、“车马行”、“船行”提供专业化的货运和安保服务。一个覆盖帝国主要经济区域、层次分明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正在形成。
城市，尤其是商业城市，经历着功能与形态的“革命”。它们不再仅仅是政治中心或军事要塞，更是商品集散地、手工业中心、消费天堂和金融枢纽。人口急剧膨胀，市民阶层壮大。服务行业空前繁荣，茶楼、酒肆、客栈、妓馆、浴室、瓦舍勾栏遍布大街小巷。对城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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