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除却官员个人德行、朝廷考课监察等因素外，是否亦与制度本身有关？”
他顿了顿，见众人都露出思索之色，继续道：“譬如，租庸调之制，本为良法。然施行既久，丁口流散，田亩变迁，旧册失真，依丁纳赋，是否已与实情脱节？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贫者地无立锥而役重，此非制度之弊乎？胥吏之所以能上下其手，豪强之所以能隐匿田产，是否亦因制度有隙可钻？若制度本身已千疮百孔，仅靠严惩几个贪官、选拔若干贤良，是否真能根治？此正如堤防已溃，仅堵一二蚁穴，恐难阻洪水滔天。”
这番话，触及了更深的层面，将问题从“人”的层面，部分引向了“法”或“制”的层面。这显然是受到了李瑾现代思维影响的、更为制度化的思考方式，在东宫这群更注重道德教化和“人选”的年轻官员听来，颇为新颖，也更有冲击力。
崔明远若有所思：“延清兄是说……需变法度？”
“琮不敢妄言变法。” 李琮谨慎地修正，“然圣人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移世易，法度亦当因时损益。如今河南道试点，或可视为一种‘损益’之尝试。其成败利钝，确需实践检验，而非仅凭理念先行断言。或许，太子殿下所忧之‘扰民’、‘与民争利’，与天后、相王所求之‘均平’、‘富国’，未必全然对立，只是路径、方法、缓急之不同？若能取长补短，寻得一中正可行之道，岂不更好？”
他试图在双方观点之间寻找某种调和的可能性，这既符合他目前微妙的位置，也确实部分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自幼受父亲熏陶，对“变法”的必要性有认识，但在东宫的氛围下，也深切感受到了太子主张中“仁政”理想的感召力。
卢承庆却摇头：“延清兄此言，似是调和，实则……罢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太子殿下之道，乃堂堂王道，光明正大。而如今朝廷所行，机巧权变，实非长治久安之策。我辈既为东宫臣属，自当恪守臣道，匡弼储君，行仁政，施德化，方不负平生所学！”
他的态度很鲜明，甚至有些固执，代表了东宫中最坚定支持太子路线、排斥新政的一派。
王焕则道：“延清兄所言制度之弊，亦有其理。然变革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尤需慎重。太子殿下主张以教化、德政潜移默化，徐徐图之，亦是为求稳妥，避免剧变生乱。两者孰优孰劣，实难骤断。”
崔明远看看李琮，又看看卢承庆，打圆场道：“今日我等私下议论，各抒己见罢了。治国安邦，本非易事，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