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开三处大型织坊，由将作监直辖，这丝绸价钱，怕是要跌！”
“嗤，那《新谈》惯会胡说。我倒从《漕运商讯》上看到，今年运河漕粮数额已定，押运的又是那位‘钱阎王’，沿河关卡少不得又要剥层皮！”
“诸位，看过这期《清流拾遗》没有？上面有篇‘论市舶司增税之弊’的文章，虽未署名，但看笔力，像是御史台某位大人的手笔，直指市舶使刘公公任用私人，盘剥过海商贾呢！”
“嗨，那些都是虚的。快看这《坊间奇谭》，写的是万年县一桩奇案，丈夫外出三年，归来发现妻子与邻居……啧啧，写得那叫一个详细，还附了图！才五文钱！”
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多样性，在长安、洛阳的街巷间流淌、碰撞、发酵。以往只能通过官方邸报或私下书信传递的、经过严格过滤的、延迟许久的信息，如今被各种立场、各种目的的小报，切割、咀嚼、重新包装，甚至扭曲、编造，然后撒向大众。民众（至少是城市中有识字能力和信息需求的民众）第一次感到，自己与朝廷的动向、官员的升降、远方的新闻、乃至名人的隐私，距离如此之近。尽管这些信息真假莫辨，充满了臆测和偏见，但它们塑造了一种全新的、集体性的“认知环境”和“舆论场”。
这对于朝廷，尤其是对于试图严密掌控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的武则天朝廷而言，是一种全新的、棘手的挑战。
以往，朝廷的意志主要通过诏令、官府文告、以及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本身相对封闭，且与朝廷利益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的言论来传达和贯彻。民间舆论，则分散在乡野谣谚、市井闲谈之中，难以捉摸，也难成气候。现在，这些分散的、模糊的舆论，似乎找到了一个可复制、可传播、可留存的具体载体，并且开始呈现出某种“公共舆论”的雏形。虽然还很初级、很混乱，但其潜在的动员能力和对官方叙事权威的消解能力，已经让敏感的统治者感到了不安。
紫宸殿侧殿，气氛凝重。狄仁杰将几份字体不一、印刷粗糙的纸张呈送到御案前，面色严峻：“陛下，此乃近日东西两市，乃至一些茶馆书铺暗中流传的几种‘新闻纸’。有谈时政的，有传绯闻的，有论商贾的，有述奇案的。文笔粗劣者居多，然间有文辞犀利、暗藏机锋之作。更有一二种，隐以清流自居，对朝政多有点评，虽未敢直言犯上，然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其心可诛。”
武则天翻阅着这些纸张，脸上看不出喜怒。她看得很仔细，尤其是那几份涉及官员评价和时政议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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