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老师，黄河在哪？’”
台下有人憋笑。
“传呼太保。”
传呼机举高，“专门接单，但经常把‘追杀令’听成‘叉烧饭’，拎着外卖盒去打架现场。”
笑声大了。
“烟枪太保。”
香烟抛起又接住，“负责情报交换，但烟瘾太大，重要消息总在吐烟圈时说漏嘴。”
老陈又从怀里，摸出一张发黄照片。
那是1969年，《十三太保》杀青时的合影。
他手指点着照片最边上，一个模糊的侧影：“这是我师父。临终前跟我说：‘阿陈，电影最紧要是什么？’”
他顿了顿，看向台下：
“不是刀够不够亮，是人够不够真。”
“所以我这个故事，”
他抓起扳手，在空中虚劈一记。
“十三个人，住同一个劏房，月租八百，水电费AA。白天在街市卖鱼、修水电、开小巴，晚上回来蹲在走廊炒菜。直到地产商要拆楼，”
他身子前倾，扳手尖点着台下第一排一个，小院线老板的鼻尖：
“他们用晾衣杆、麻将牌、高压锅当武器。最后大战在天台，不是飞檐走壁，是踩着晾晒的底裤和腊肠，一边打一边喊：‘小心我的腊肠！我阿妈腌了三个月！’”
“轰！！！”
全场爆笑。
连后排邹文怀那两个西装男，都肩膀抖了抖。
老陈鞠躬，拎着工具箱下台。
脚步沉重。
掌声炸响，持续了足足半分钟。
郑守业这才回过神，擦擦汗：“下、下一位，服装组张姐。”
五十八岁的张姐，走上台时，怀里抱着个旧樟木箱。
箱子放在桌上，开锁时“咔哒”声清脆。
她没说话，先从箱子里捧出一件，月白色的长衫。
1965年，凌波在《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穿过的一件戏服。
袖口处，手工缝补的针脚，细密如蚁行。
“这件衣服，我补过七次。”
张姐声音很轻，但透过麦克风，每个字都清晰。
“第三次补，是六七年暴动，片场停电，我点蜡烛补，烛泪滴在这里。”
她手指轻触领口一处，淡黄的痕。
台下静了。
“每次补的时候，我都在想，”
张姐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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