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哪里？”
“文书上皆写明目的地，或是保州，或是定州，或是涿州。至于是否全部抵达，末将就不清楚了——兵马都监只负责城池防务与文书核验，不负责押运全程。”
滴水不漏。石保吉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已下狱的孙淳、周杞，以及“边军请求”、“府衙呈请”这些看似正当的程序。
刘熺沉默片刻，忽然问：“都监可认识石保兴石太尉？”
石保吉眼神微凝：“那是末将堂叔，自然认识。”
“去岁秋冬，石太尉可曾派人来过真定府？”
“家叔事务繁忙，与末将虽有书信往来，但并未亲至。至于是否派人……末将不知。”石保吉回答得谨慎。
问话持续了一个时辰。石保吉应对自如，将所有疑点都归咎于程序疏漏或已落马官员的责任。刘熺虽明知他在推诿，却苦无直接证据。
最后，刘熺只能道：“今日暂且到此。都监请回，若有需要，本官会再请都监协助。”
石保吉起身，拱手道：“末将领命。刘御史若还有其他疑问，随时可传唤末将。”说罢，大步离去。
待他走远，刘熺重重一拍桌案：“滑不溜手！”
赵机轻声道：“大人，石保吉如此镇定，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确实不知情，只是按章办事；要么……他早有准备，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已销毁或转移。”
“老夫倾向于后者。”刘熺面色阴沉，“此人应对太过熟练，显然预想过我们会问什么。而且，他提到石保兴时的眼神……有戒备。”
这时，王主事匆匆进来，面带喜色：“大人，赵讲议，有发现！”
“快讲！”
“我们找到了‘丰裕号’的一个老账房，他趁乱藏了一本私账！”王主事将一本薄薄的账册放在桌上，“里面记录了丰裕号与真定府衙近三年的所有粮食交易，包括那几笔‘陈粮换新’的买卖！”
赵机立即翻开账册。里面用暗语记录着一笔笔交易：某年某月某日，从府衙某仓“购”得陈粮多少石，单价多少；某日，“售”予“北边客商”多少石，单价多少；某日，“孝敬”某官多少银两……
其中一条记录引起赵机注意：“太平兴国四年十月十二，收北客定金五百两，订新粮三千石，言明需‘军粮包装’，可持官凭运输。十月十五，从府衙购得‘陈粮’二千五百石（实为新粮），装车十辆。十月十六，北客自派押运人‘李三’提货，付余款一千五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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