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柴米贵，国家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若无算学之精细，无预算之规划，如何能保证这些钱，都用在刀刃上？如何能防止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恰恰相反，臣以为，将算学用于治国，才是最大的‘仁恕’！因为它能让国家的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才是对天下百姓最大的负责！”
褚遂良的这番反驳，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一下子就打中了要害。
孔颖达被他一番抢白，说得老脸通红，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
朝堂之上的争论，愈发激烈。
保守派与改革派，第一次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峙。
而李越和李世民，从头到尾，都坐在高台之上，冷眼旁观。
仿佛下面争论的，是别人家的事。
朝堂上的争吵，一直从早上持续到了中午。
双方你来我往，引经据典，唾沫横飞，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萧瑀和孔颖达的官员，越来越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真的认为新法不好。
而是他们本能地恐惧这种改变。
一个透明化的官场，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们怀念那个可以靠人情，靠关系，靠模糊的操作空间来办事的时代。
所以，他们选择站队，选择用祖宗之法，来对抗这股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新浪潮。
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新晋官员，虽然人少，但战斗力极强。
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
他们言辞犀利，逻辑清晰，牢牢抓住了“民生”和“效率”这两个核心点，寸步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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