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离开公司,把自己关在这间交易室里,对着净值曲线,一遍一遍地问:我们预见了风险,我们做了准备,为什么还是输得这么彻底?”
她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俯视着他:
“你找到答案了吗?”
陈默抬起头,看着她。
台灯的光从侧面打过来,在她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阴影。她的眼神很平静,但那平静底下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质问,是某种更深的、近乎悲悯的理解。
“没有。”他诚实地说,“我找不到。”
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想过所有可能的原因——港股配置失误,平安再融资应对失当,仓位调整不够及时,客户沟通存在缺陷……每一项,我都能列出三条以上的改进方案。”
他顿了顿:
“但把这些改进方案全部加起来,能解释-35%的回撤吗?能让净值从0.68变回1.00吗?”
他摇头:
“不能。所以这些不是答案。至少不是真正的答案。”
沈清如看着他。
“那你觉得,真正的答案在哪里?”
陈默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夜色更深了。远处香港的灯火,有几盏熄灭了。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但我想,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们做错了什么’。也许问题在于——我们一直以为,投资是做‘对’的事就能赢的游戏。”
他顿了顿,声音放得更轻:
“但2008年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做对事就能赢’的游戏。这是一个……你做得再对,也可能输的游戏。”
这句话落在寂静的交易室里,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涟漪一圈圈荡开。
沈清如没有立刻回应。
她转身走向白板——那块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半行张浩遗存公式的白板。
她拿起一支黑色马克笔,在中央写下一个词:
“金融”
然后在它下面,划了两道横线。
“1992年,你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她转过身,看着陈默,“你觉得金融是什么?”
陈默回忆:“是K线图,是成交量,是市盈率。”
“2000年呢?”
“是公司研究,是行业分析,是价值投资。”
“2005年呢?”
“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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