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县的天空终于彻底放晴，瘟疫的阴霾随着最后一批康复者的离去和医署的彻底消毒焚毁，似乎已被初夏的阳光驱散。刘智婉拒了知府衙门丰厚的赏赐和盛大的庆功宴，只接受了朝廷颁下的一面“仁心妙手”匾额和少许药材补贴，便与岳父、妻子低调地返回了家中。短暂的休整后，他又回到了回春堂，坐堂、义诊、授课，生活似乎重新回到了疫情前的轨道，平淡而充实。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景安抗疫的成功，尤其是以刘智为首的中医诊疗组所展现出的惊人疗效，并未随着疫情的平息而沉寂，反而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以惊人的速度，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并不可避免地，撞上了另一套坚固而傲慢的知识体系的壁垒。
罗伯逊和卡特等亲历疫情的西洋医士，怀着复杂的心情和严谨（自认为）的态度，将他们记录的数据、照片（虽然模糊），以及翻译成英文的、刘智那份《时疫（热毒秽瘀证）诊疗手册》的概要，连同他们充满惊叹与困惑的分析报告，寄回了国内，并试图在影响力较大的医学期刊或学术会议上进行分享。起初，这些来自远东的、关于一种“神秘草药和针刺疗法”成功遏制“未知恶性热症”的报告，并未引起太大关注，甚至被一些编辑认为是“缺乏严谨对照的轶闻”或“殖民地的夸大宣传”，弃之如敝履。
直到一份在业界颇具声望的医学杂志，以“来自东方的神秘疗法？——对一场远东瘟疫救治报告的审慎质疑”为题，发表了卡特和罗伯逊的简要通讯，并配发了资深编辑措辞尖锐的评论。评论中毫不客气地指出：该报告缺乏对“病原体”的任何描述；所谓“疗效”缺乏双盲对照实验支持，无法排除“自愈”或“安慰剂效应”；“草药汤剂”成分复杂，有效物质不明，剂量模糊，毒性未知；“针刺”和“刮痧”更是基于“荒谬的经络理论”，近乎巫术；报告中的数据可能存在选择性记录，甚至……暗示可能存在人为操纵。文章最后总结：“现代医学建立在科学实验和可重复验证的基础上。我们尊重不同文化的传统，但绝不能将对个案（且描述模糊）的观察，等同于科学事实。在确凿的证据（如分离出病原体、明确药物有效成分及作用机制、严格的临床对照实验数据）出现之前，我们应对此类报告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将未经科学验证的‘传统经验’引入严肃的医学实践，那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炸弹，瞬间在西方医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主要是少数对“替代医学”感兴趣或有过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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