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转眼便到了1965年初。
京城的风还是硬的，吹在脸上带着刀子似的冷劲儿，从西伯利亚一路刮过来，不带一点水分。
刘国清坐在一机部副部长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摞文件，最上面那份是三线建设西南片区的阶段性汇总报告。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偶尔有几只麻雀落上去，站不稳，扑棱两下又飞走了。
老旅长走了快三个月了。
公祭大会那天的情形，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被破格安排在二先生身边做副手，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看着那面盖着党旗的灵柩被缓缓抬进礼堂中央。
公祭大会结束后，宾客陆续散去。
刘国清站在旁边，正准备去安排后续的事，一转身，却看见了二先生。
二先生站在主席台侧面的柱子旁边，背对着人群，肩膀在微微发抖。
他扶着柱子，低着头，没有声音，但那种无声的悲恸比任何嚎啕都更让人心里发紧。
刘国清站在原地没动，不知道该不该上前。过了一会儿，二先生直起身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转过身，看见了刘国清。他走过来，握住了刘国清的手，用力握了握，声音沙哑得厉害：
“谢谢你啊，国清同志。你陪他走完了这人生中最艰难的几年。”
刘国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几个字：“应该的，首长。”
二先生没再说什么，拍了拍他的手背，转身走了。
刘国清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那个滋味，说不清楚。
那晚，二先生破例留他谈了话。
在办公室里，二先生坐在沙发上，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两人隔着茶几说了一个多小时。
二先生没谈什么具体的工作安排，说的都是大事，是方向，是关于这个国家接下来该怎么走的一些想法。
他听得多，说得少，该点头的时候点头，该应声的时候应声。
二先生说：“国清同志，你是老陈带出来的人，老陈看人不会错。到了地方上，你该放手干的就放手干，不要怕担责任。”又说：“西南那边的事，你心里有数就好，不着急，一步一步来。”
刘国清一一记着。
那晚从二先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院子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青石板地上，白花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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