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堤上的士兵们正在清理战场,把沙袋码成掩体,把牺牲的战友抬下去。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更多的人沉默着,用绷带缠着伤口,一口一口地啃着干粮。
一个年轻士兵走过来,手里端着一碗米粉。那是从城里缴获的,还热着。
“团长,吃口东西吧。”
沈砚之接过那碗米粉。米粉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煎得焦黄,边缘卷起来,像一片秋天的落叶。他低头吃了一口。米粉很滑,汤很鲜,但他嚼着嚼着,眼眶忽然热了。
他想起来,程振邦最爱吃米粉。武昌城下,程振邦一边啃干粮一边说,等打下武昌,他要吃三碗米粉,加三个荷包蛋,一口气吃个够。那时候沈砚之笑他饭量大,他说打仗消耗大,吃饱了才有力气打胜仗。
沈砚之把碗里的荷包蛋夹起来,放在大堤的石头上,对着赣江的方向。江水翻涌,浪花拍打着堤岸,把那颗荷包蛋的影子揉碎了,又拼起来,又揉碎了。
“老赵,”他的声音很轻,被江风吹得支离破碎,“米粉还热着。”
他站了很久。江风把他的军装吹得猎猎作响,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但何劲松站在远处看着他的背影,看见他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很快,快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天亮之后,南昌城恢复了秩序。城里的商铺重新开门,百姓从躲避的巷子里走出来,站在街边看着开进城的国民革命军。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探头探脑地观望,有人把家里的馒头拿出来往士兵手里塞。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站在城门口,看见沈砚之骑马经过,颤巍巍地喊了一声:“长官,你们是孙传芳的人还是北伐军?”
沈砚之勒住马,翻身下来,走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不花,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抓住他的袖子:“我听人说北伐军里有个姓沈的将军,打仗厉害,对老百姓好。是你吗?”
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太太忽然哭了。她松开他的袖子,颤巍巍地要跪下去。沈砚之一把扶住她,没让她跪。老太太哭着说:“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孙传芳手里,一个跟着北伐军走了。你告诉我,我那个小儿子还活着吗?”
沈砚之看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喉咙发紧。他想起赵大柱,想起程振邦,想起那些倒在赣江边上的年轻士兵。他不知道老太太的小儿子叫什么,不知道那个士兵此刻在哪。也许就在城里,也许已经倒在了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大娘,”他说,“他活着。他在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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