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二十，我被门铃吵醒。
不是闹钟。
是门铃。
出租屋那只门铃声音特别尖，按一下像小区电动车防盗器临终喊了一嗓子。
我从床上弹起来，先摸手机。
七点二十。
我妈昨晚说，他们坐八点的车来临江。
现在七点二十，人已经到门口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他们根本没坐八点的车。
第二，李桂芬同志昨晚说“不用接”，不是体贴，是为了偷袭检查。
门铃又响了一下。
我趿拉着拖鞋冲到门口，路过桌子时，脚踢到葡萄袋子。
塑料袋哗啦一声。
两颗酸葡萄滚了出来。
其中一颗，精准滚到《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旁边。
我低头看了一眼。
这画面很危险。
像案发现场留下了水果证据。
我赶紧把葡萄拨到椅子底下，开门。
门一开，我妈站在外面。
左手蓝色布袋，右手保温桶，肩上还挂着一个黑色小包。
我爸站在她后面，背着旧双肩包，手里拿着一卷塑料绳。
他先看我。
再看门锁。
“还没醒？”
我抓了抓头发：“你们不是八点车吗？”
我妈挤进门：“我们六点半就上车了。”
“那你昨晚说八点？”
“我要说六点半，你不得下来接？”她把保温桶往桌上一放，“我们自己来，省得你请假，又被你们领导说。”
我爸跟着进来，顺手关门。
他没立刻松手，而是抓着门把手往里拽了两下。
咔。
咔。
我听得心里发虚。
我爸低头看锁芯。
“这锁不好。”
我妈正在打量屋子，听见这话，立刻问：“多不好？”
“防君子。”我爸说，“不防小偷。”
我站在门边，觉得自己还没正式进入早晨，人生安全等级已经被父亲打成了低分。
我妈环视一圈。
十来平的出租屋，东西不多，也绝对谈不上整齐。
床靠墙，桌子靠窗，椅背搭着还没完全干的衬衫，墙边快递盒摞了三层，地上还有昨天没来得及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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