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轻翻开泛黄的日记本，指尖抚过略显粗糙的纸页，停留在第二十三页。
干净的字迹简简单单记下了一件独属于爷爷的事——他这一生，每年都要过两个生日。
这件事，是奶奶无数个夜晚坐在灯下，慢慢讲给我听的。
她说，爷爷的第一个生日，是爹娘赋予他的生辰，是寻常人间的岁岁年年；
而第二个生日，是他劫后余生的重生日，是太奶拼尽阴德，为他换回来的新生。
故事发生在1976年，那年爷爷四十出头，身姿向来挺拔，一辈子扎根田地，勤恳耐劳。
彼时我的父亲才刚满十岁，是家里最小的老幺，尚且懵懂稚嫩。
大伯、大姑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就连大堂哥都已经六七岁，能跑能跳，帮着家里搭把手。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日子虽清贫，却满是烟火安稳。
谁也没料到，安稳的日子会突然被一场病痛打破。
起初爷爷只是莫名乏力、精神萎靡，偶尔肝区隐隐作痛。
那时候的农村人，一辈子和土地较劲，早已习惯了吃苦扛痛。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庄稼人哪有不腰酸背痛的，小病小痛熬一熬就过去了。
扛过来，是身子骨硬朗、命数坚挺；扛不过去，便只能认作是天命难违。
爷爷也是这般执拗，只当是常年下地劳作累出来的毛病，咬牙硬撑，一句疼也不肯说。
可身体的不适日渐加重，实在熬不住了，大伯才执意带着爷爷去县里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肝脏出了严重问题。
放到如今，这不过是一场可控的常规手术，治愈率极高，算不上什么大病。
可在物资匮乏、医疗落后的1976年，县城的医疗条件有限，这样的病症，足以称得上是性命攸关的绝症。
爷爷在县医院住了许久，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各项身体指标越来越差。
医生几番斟酌，无奈告知家人：情况很不乐观，要么立刻转去省城大医院碰碰运气，要么就留在本地保守治疗，能活多久，全看天意。
转院去省城，路途遥远、花销巨大，对于本就拮据的农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再加上爷爷性子刚烈执拗，一辈子不愿拖累儿女、麻烦旁人，说什么都不肯去省城。
万般无奈之下，家里的儿女们轮流守在医院照料。大伯、大姑、二姑、二伯，还有尚且年幼的父亲和小姑，日夜交替，陪着奶奶守在病床前，盼着奇迹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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