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暴乱,重光汉室,最终便定鼎于此,建立东汉。自此,大汉的国祚在洛阳稳稳当当地延续了二百余年,这里也成为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中心,积累了无与伦比的荣耀与底蕴。虽然后来历经黄巾烽火、董卓乱政、军阀割据的连番厮杀,洛阳古城宫阙残破,繁华一度凋零,但及至三国归一,天下重归一家,此地虽不再作为帝国唯一的首都,却被定为“皇家附都”,在曲州许昌郡内,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半独立的特殊地位。
而当世之人,之所以仍习惯性地将洛阳尊称为“附都”,其根本原因,并非仅仅因为历史遗泽,更在于这里是刘氏皇族宗亲最集中、最庞大的荟萃聚集之地!
话说五十年前,那场决定天下命运的秦汉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开创“神武之治”的神武帝刘谌,在鼎定乾坤、梳理山河之际,深恐前朝旧事重演,担忧皇亲贵胄坐拥封地、拥兵自重,最终酿成尾大不掉、祸乱天下的局面。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做出了一个极其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借大胜之威,将绝大部分没有特殊功勋或不再直接参与核心军政的刘氏宗亲,及其庞大的家族分支,整体迁移安置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附都”洛阳。并且,以一种近乎“祖宗家法”的口头方式,定下了“封王不封地、推恩令代代分割递减”的不成文规矩。此举,既给予了宗室体面尊荣的安置,又从根本上削弱了单个宗亲可能掌握的实质土地与兵力,堪称一举两得。
及至当今天子刘彦登基,这位志向高远、意图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王,在神武帝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少府赵于渊呕心沥血编纂的《未央典》中关于“强干弱枝”的诸多论述,颁布了更为系统严密的诏命:今后封爵,原则上“封侯不封地”,即便有特例封地,也严格限制其规模与自治权;对有军功政绩者,主要赏赐金银财帛、奴婢宅邸,而非轻易赐予土地人口。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帝国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以及最重要的资源——人口,最大程度地收拢、掌控在中央朝廷的手中。
可以说,神武帝以高超的政治手腕约束了皇室宗亲的潜在威胁,而刘彦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将约束范围扩大到所有世家大族,将帝王权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正因如此,在神武帝之后,除了极少数因特殊功勋被特许世袭罔替、保留小型封地的刘氏宗亲(且其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帝国境内绝大多数刘氏宗亲,无论血缘远近、爵位高低,其家族的核心成员和主要活动范围,都被“圈”在了这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善的洛阳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