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亚瑟本以为雨果会以慷慨激昂的态度怒斥这位在历史中备受批判的先生，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在雨果的口中，基佐仿佛却和书本上读到的文字截然不同。
身为法兰西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人物，雨果对于基佐的印象不仅不差，反而相当之好。
至少在1833年的雨果看来，基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基佐的外祖父在大革命时期是山岳党人，曾经做过加尔省的一省之长，而他的祖父则是加尔文宗的地下牧师。不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但这不代表基佐的童年很美好，在大革命时期，即便是这些上层家庭也总是处于动荡之中。
基佐的父亲由于被指控为吉伦特派分子，遭到了雅各宾派的逮捕。
基佐的外祖父或是出于自保，或是由于党派成见，他不论女儿如何苦苦哀求，都不愿意出面解救女婿，而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在自己的辖区内被送上了断头台。
为了摆脱这段悲伤的记忆，基佐的母亲自此之后便带着他和弟弟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居住。在这里，基佐不仅学会了许多手艺，也学会了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而童年的不幸和在日内瓦的学习经历，最终让基佐形成了如今的政治立场。
相较于那些极端保守的保王党人来说，基佐是自由派。
而相较于那些与雅各宾派更接近的共和党人来说，基佐又是保守派。
如果套用不列颠的视角来审视基佐，这位先生的立场应当介于威灵顿公爵与皮尔爵士之间，他是一个坚持君主立宪制的托利党人。
而对于一个法兰西人来说，最悲哀的立场莫过于基佐这样的了。
他只能生存在共和派与保王党的夹缝之中，哪一方都不会将他当作绝对的自己人看待。更糟糕的是，基佐也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喜欢温和的渐进式改革。
对于法兰西这样一個动辄推加农炮上街的国家来说，基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把套在脖子上的绳子主动交给共和派与保王党来掌握。
但这样的立场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自从他1805年回国以后，18岁的基佐很快就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在巴黎的文人圈子里脱颖而出，一本《罗马帝国兴亡史》使得他成了全法兰西有口皆碑的历史学家。
巴黎索邦大学的校长方丹甚至不惜亲自上门邀请基佐来到索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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