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突然觉得那股火消了大半。
“晚晚，”他说，“我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别转移话题。”
“没转移。是真的想。”
林晚晚的声音软下来。“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圣诞假。还有一个月。”
“一个月太久了。”
“那我飞回去看你。”
“别。你好好上课。‘天马’这边我盯着，没事。”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挂了电话，杨成龙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看着天花板。
窗外伦敦的夜风呼呼地吹，但他心里不冷了。
第二天，杨成龙又去了“铁锚”。买了绷带，缠好手，戴上拳套。老麦已经在等他了。
“今天不让你打沙袋。跟我学基础。”老麦站在他面前，“站姿，重心，步伐。拳击不是靠蛮力，是靠全身。”
杨成龙跟着老麦学了一个小时。出拳，收拳，移动，防守。枯燥，但他学得很认真。
“你学东西很快。”老麦说，“但你的问题不是技术。”
“那是什么？”
“脾气。”老麦点了一支烟，“你出拳的时候，眼睛里全是火。火太大，就看不见对手的破绽了。”
杨成龙没说话。
“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老麦吐了一口烟：
“力气大，脾气暴，一拳出去恨不得把人打死。但真正能打的，是那些心里有火、眼里没火的人。火在心里烧，眼睛是冷的。”
杨成龙沉默了很久。
“老麦，你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打过仗吗？”
老麦看了他一眼。“打过。北爱尔兰，伊拉克，阿富汗。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发现，最难打的不是敌人，是自己的脾气。”
他掐灭烟头，站起来。
“明天继续。”
杨成龙点了点头。
从那天开始，杨成龙每天下午都去“铁锚”。学拳击，打沙袋，偶尔跟老麦对练。
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出拳越来越快，但老麦说他“火还在”。
那股火，是从阿拉木图带回来的。
十一月底，伦敦下了一场冻雨。
杨成龙从拳击馆出来，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英国本地。
“杨成龙？”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口音，不是英语，是俄式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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