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的真相远非表面这般简单。
因为崇祯与雍正时期，朝廷规定的税收那可都是朝廷最终要收到的银子数额。
可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考虑到运输途中的损耗、民夫的费用以及各种难以避免的折耗，实际从百姓手中收取的数额，起码是朝廷规定税额的四五倍之多。
打个比方，比如崇祯规定今年收两千万两银子的税，可经过层层加码，到了百姓那里，可能就得交一个亿的税，才能确保那两千万两银子的税顺利运抵京城。
毕竟，运输途中需要大量民夫肩挑背扛，粮食在装卸、存储过程中也会有损耗，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消耗。
而朱慈烺推行的新政则不同，规定的这一亩地六十斤大米、三十斤小麦都是直接从地头收取的税收。
百姓只需按规定上缴粮食，其余诸如运输成本、损耗等所有问题，均由朝廷统一承担。
当然，实际征收时，大概率还是会将粮食折算成银子收取。
这一亿四千万两白银收上来之后，一部分要用作运输成本和弥补损耗，一部分则留在当地县衙以及各省份的国库，用于支付当地官员的俸禄以及充实当地粮仓的储备。
如此一来，最终能够运抵京城的，大概也就四千万两银子左右。
且其中还包含一部分粮食和各类实物，这是为了确保京城的物资充足与安定。
而且在明末这个时候，军队的粮草与军饷皆由朝廷统一采购调配。
也就是说这四千万两银子中，起码要有两千万两用作军费开支。
如此算来，最终能进入户部，用于皇宫日常开销以及百官俸禄发放的银子，可能还不到一千万两。
乍一看，这数额似乎有些少，但实际上，这还未将商税计算在内。
若是把商税一并算上，那朝廷的收入可就颇为可观了。
如今大明的商税税率简直堪称历史之最，每年预估能有四千万两银子的收入，其中盐税更是占据了近乎一半的份额。
这便意味着，只要大明往后不遭遇大规模的天灾人祸，田税基本上能够覆盖国家的各项支出，而商税则近乎纯利润。
不出意外的话，田税与商税相加，朝廷每年大致能有八千万两银子的稳定税收。
这一结果可是内阁与户部的官员们，经过好几天的严谨核算得出来的。
大明建国将近三百年，户部的官员们对这些税收事务可谓了如指掌，得出的结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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