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更是有些荒诞，两边公司的本地员工（小黑），私下里关系还不错，居然互相递烟，用当地话聊起了天。
只剩下华兴和国兴双方从国内派去的负责人，大眼瞪小眼，还得维持着表面上的‘职业风度’，举着果汁杯子皮笑肉不笑地隔空致意。
那场面，啧啧啧。
陈默当故事一样给周立峰聊着自己记忆里的趣事，而周立峰作为销服体系的老兵，亲身经历过不少堪称“荒诞”的竞争场面。
“还有更绝的，”周立峰笑着摇头。
“有一次在南美，为了争夺一个关键客户，我们双方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不知道国兴那边从哪儿得到的错误情报，以为我们华兴的解决方案里用了一款他们拥有专利的非核心技术。
他们如获至宝，立刻准备了厚厚的材料，向客户和当地法院提出了紧急诉讼，指控我们侵权，要求禁止我们参与投标。
我们当时都懵了，连夜排查，发现根本是子虚乌有。
最后虽然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了，投标也没耽误，但整个过程虚惊一场，耗费了大量不必要的精力。
后来才知道，是他们内部一个急于表现的中层经理，听信了不靠谱的‘内幕消息’搞出的乌龙。
这种事，在那个年代还真不少见。”
回想起这些往事，周立峰感慨道：
“那时候，在海外真是刺刀见红，互挖墙脚、价格战、舆论战，甚至这种‘乌龙诉讼’，什么都干得出来。
国兴一度凭借其灵活的策略，在全球市场紧紧追赶我们，确实是我们那段时期最危险的‘友商’。”
然而，时过境迁，在遭遇了某西方大国的严厉制裁后，国兴的业务遭受重创，艰难求生。
其芯片设计子公司国兴微电子，也如同被扼住了咽喉。
周立峰言归正传，解释道：
“国兴微电子主要负责为国兴的通信设备设计核心芯片，他们之前也是三巨头的忠实用户。
被制裁后，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临时许可，但始终受制于人，能拿到的工具版本往往不是最新的，而且存在随时被断供的风险，这严重制约了其高端芯片的研发和迭代。
这次他们采购我们的全套前端设计和部分后端设计工具，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却必须的选择，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合同金额，达到了人民币1.2亿元，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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