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了沉思之中。
朱元璋端坐在龙椅之上，指节无意识地叩击着扶手，眼底泛起冷意。
科举如同永不枯竭的泉眼，三年一次的开科取士，将大批文官缙绅送入朝堂，他们结成党羽、把持舆论，正悄然蚕食着武将勋贵的话语权。
立国之初精心构建的文武平衡，正随着岁月推移逐渐倾斜。
徐达鬓角染霜，冯胜气力不复当年，那些曾与他并肩厮杀的老兄弟，或已垂垂老矣，或如邓镇般早早病逝。
新生代武将中，能扛起大梁者寥寥无几，多数沉溺于酒色犬马，空有世袭爵位却无半点父辈风采。
而文臣却靠着科举制度代代传承，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武将却后继无人，青黄不接。
朱元璋深知，长此以往，朝堂之上文盛武衰，不仅边疆防务堪忧，更会威胁到皇权统治的根基。
这份潜藏的危机如同一根刺，深深扎在他心底，现在被小胖墩提及，老朱也不得不未雨绸缪，思索着如何重新扭转这日益失衡的局面。
此刻朱高炽也是思绪万千。
大明战兵，曾经追亡逐北、横扫草原的雄师，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败的呢？
是土木堡之变吗？
是，也不全是。
朱高炽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尘封的历史片段——土木堡之变固然加速了大明战兵的衰亡，但真正的祸根，早在卫所军制确立时便已埋下。
兵农合一的构想本是为强兵足食，可随着承平日久，土地兼并、军官克扣军饷成风，曾经耕战皆精的士卒，渐渐沦为权贵驱使的佃户。
当然，土木之变加剧了这个过程。
朱高炽记得史书上记载，二十万精锐折戟，皇帝被俘的噩耗如惊雷震碎了天朝上国的威严。
自那之后，文官集团借“京营改制”之名染指军权，六部堂官开始对边关调兵指手画脚。
他们用奏疏堆砌的“稳妥之策”，实则是将武将缚上礼法的枷锁；以“糜费钱粮”为由削减军备，却在修缮文庙、编纂典籍时一掷千金。
当文官们在文华殿引经据典，争论着“华夷之辨”的细微差别时，塞北的铁骑已踏破边墙。他们视开疆拓土为穷兵黩武，将主动防御斥作轻启战端，面对鞑靼、瓦剌的侵扰，只知增筑墩台、输送岁币。
朝堂之上，“不和亲、不称臣”的气节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在敌军兵临城下时，忙着争论迁都避战还是固守待援。
朱高炽对此唯有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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