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正义。”
亨利·布洛维茨则吐出一口雪茄烟雾，摇摇头：“乔治，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种事绝不能被鼓励！
今天能对一个逃脱制裁的绑架杀人犯动私刑，那明天呢？一个逃税的银行家、一个失职的政客、一个出轨的丈夫……
任何被认为因为‘法律不公’而逃脱制裁的对象，是不是都能追杀？那谁来界定什么是‘值得’动用私刑的罪恶？
愤怒的民众吗？那会回到中世纪，回到宗教裁判所。不，不行。法律必须至高无上，即使它偶尔会犯错。”
乔治·布瓦耶笑了起来，笑容中充满讽刺：“偶尔犯错？阿姆斯特朗一家那是‘偶尔犯错’吗？那是司法的崩溃！
当体系无法保护一个三岁女孩，无法给她的家庭最基本的公道时，你还要人们盲目地信仰这个体系？这是残忍！”
亨利·布洛维茨立刻反问：“所以你想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刽子手？我们都很清楚舆论的力量。
如果公众情绪可以代替法律审判，今天为阿姆斯特朗家欢呼，明天就可能把另一个无辜者撕碎。
想想那些民众的暴动，想想你们的皇帝，想想公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绪是靠不住的！”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碰杯，将争论暂时搁置，但分歧显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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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节卧铺车厢的走廊上，罗斯柴尔德夫人和她的丈夫也有过低声交谈。
“詹姆斯，你觉得呢？”罗斯柴尔德很少询问丈夫对抽象道德问题的看法，但这次不同，这次她要替莱昂纳尔问。
罗斯柴尔德先生沉吟片刻：“从情感上我理解那种绝望和愤怒。如果我的亲人遭遇那样的事，而凶手逍遥法外……”
他没有说下去，但嘴唇紧抿，过了好一会儿才继续：“但是，从理性上，我必须站在法律那边，让波洛揭露真相。
我们的生意依赖契约，如果今天可以为了一种‘高尚’的理由打破规则，明天就可以为了一堆卑劣的理由打破它。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难以修复。市场稳定、信贷流通，甚至国家债券，都建立在人们会遵守规则的基本预期上。”
罗斯柴尔德夫人追问：“所以，规则本身，比‘正义’的结果更重要？”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点点头：“是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的。个人的悲剧令人心碎，但规则崩坏会带来更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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