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是罗斯柴尔德夫人。
这位银行家夫人在整个讨论中大多时候在倾听，此刻，她却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诸位先生说了很多，法律、秩序、系统、历史、文明……都很重要。但我想回到一个更简单的问题——
侦探波洛看到了两种真相，一种让罪恶暴露，但可能引发更多纷争；另一种遮盖罪恶，但能让活着的人得到安宁。
法律，如果它只能通向第一种，只能用冷酷的程序撕碎灵魂，却对十二个人的痛苦、对死去的小女孩视而不见……
那么这种法律，在我看来，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尊严。它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足够公正但毫无人性的机器。
正义，难道不应该是温暖的吗？如果法律给不了，而一些人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并且没有伤害其他无辜者……”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大家都知道她选择了站在哪一边。而罗斯柴尔德夫人同时代表了另一种观点：
更注重结果，更关心具体的人而非抽象原则。
她的丈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明显有些不悦，但是在这个场合下，却不能发作出来，只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是这个观点，却让所有的女性乘客都深以为然，纷纷点头表示支持。
争论在持续进行，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派对立，而是多种价值观的相互拉扯与撕扯。
艺术家如路易·贝尔坦，同情个体的痛苦，却也对暴力的正当性心存疑虑；
政要如弗雷西内，强调制度的责任与稳定，却也无法否认制度在极端情况下会失效；
学者如杜兰和莫罗，一方面不相信法律就“天然正确”，却也知道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感性如罗斯柴尔德夫人，则从人性和人文的角度，对僵化的法律提出了朴素的质疑。
大家都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说服其他人，但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明确的胜者，反而让问题更复杂、更无解。
莱昂纳尔默默地听着这一切，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苏菲也在认真倾听，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这时候，乔治·纳热尔马克斯发现了莱昂纳尔这个“始作俑者”一直置身事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连忙打断众人的讨论，直接询问：“索雷尔先生，你怎么一言不发？‘东方快车谋杀案’毕竟是你的作品。
在你最初的设想里，波洛会选择告诉警方哪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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