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传遍了德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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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办公室,内政大臣的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来自驻巴黎大使馆,一份来自帝国的公共卫生部。
前者详细描述了巴黎霍乱的情况,后者分析了巴黎的防疫措施,
英国人对巴黎霍乱十分关注,所有从法国来的旅客,都要接受检查才能入境。
莱昂纳尔引用了英国医生约翰·斯诺的案例,让英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优越感——
看,法国人还在争论的问题,我们英国人三十五年前就解决了。
但英国医学界的主流同样仍然相信“环境空气是霍乱媒介”,哪怕约翰·斯诺的措施很有用。
内政大臣经过仔细的考量,决定通知所有报纸,不要转载巴斯德的论文,节选也不行。
他担心巴斯德的发现与索雷尔的举动会加剧帝国内部的分歧,影响到政府制定政策。
尤其是索雷尔在英国平民中的声誉已经足够让人头疼了,现在不能再让他扩大影响力。
现在他在巴黎霍乱疫区,如果死了,可能会成为殉道者;如果活了,可能会成为英雄。
“朱尔·罗夏尔喝井水”则可以以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既不赞美,也不批评。
如果朱尔·罗夏尔成功证明了“瘴气论”,就可以跟进大肆报道,并且狠狠打击索雷尔。
这样,那些伦敦的穷鬼,就不会一天到晚怀念“詹姆斯·邦德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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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清晨,巴黎第十六区,朱尔·罗夏尔的别墅。
罗夏尔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的妻子克莱尔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圈红肿。
昨天半夜,他就开始腹泻,并且越来越严重;到凌晨三点,他又开始剧烈地呕吐。
妻子想叫医生,但罗夏尔阻止了她:“不用,这是井水不干净导致的,但不是霍乱。”
但到了清晨,他的情况恶化了。
腹泻出来的是水样便,频率高达每小时三四次;呕吐也更加频繁,哪怕胃里已经空了。
他开始出现典型的脱水症状:皮肤开始失去弹性,眼窝凹陷,嘴唇干裂。
克莱尔再也忍不住,她冲出卧室,对仆人说:“快去请杜邦医生!快!”
杜邦医生是罗夏尔的朋友,也是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他住在附近,很快就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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