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反正就是想把这四年的事,从头到尾理一遍。”
陈默愣了一下。
“理一遍?”
“嗯。”沈清如拿起那本笔记本,翻到某一页,“你看,2005年4月公司成立,那时我们三个人,意气风发。2006年第一次突破十亿,大家喝醉了抱在一起哭。2007年牛市顶峰,赵峰说‘这辈子跟你合伙,值了’。2008年1月,模型第一次失效。2008年9月,雷曼破产,我们的债券被冻结。2008年10月,赵峰走了,周明走了,张浩走了……”
她一项一项念着,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与己无关的年表。
但念到“张浩走了”时,她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
陈默沉默地听着。
“你记这些干什么?”他问。
沈清如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甚至不是疲惫。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手术刀般的冷静。
“我想知道,”她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她顿了顿:
“不是‘市场害的’,不是‘赵峰背叛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哪些事本来可以不一样。”
陈默没有说话。
他想起这几个月,自己无数次问过同样的问题。但每一次,答案都停在“市场太极端”“危机超预期”“客户不理解”这些外部因素上。
他从没想过,要把刀对准自己。
“你看,”沈清如翻开另一本笔记本,“2006年9月,市场涨得最疯的时候,你在投决会上说‘好公司不怕贵’。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没有说出来。我怕扫兴,怕显得太保守。”
她翻到下一页:
“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了。我写了一份预警报告,赵峰在会上说‘过于悲观’。你说‘平衡一下’。我接受了那个‘平衡’,没有坚持。”
她抬起头:
“这些时刻,如果我当时说出来——不是作为你的妻子,而是作为公司的研究总监——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陈默看着她,很久。
然后他说:“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沈清如说,“但我想把这些都记下来。不是为了后悔,是为了下一次——”
她顿了顿:
“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陈默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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